郑州市创新型人力资源建设问题研究

2021-10-18 11:53

  人力资源建设的实质,就是探讨人的才能的培养、应用和人才管理,以便充分发挥科学与民主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这关系到科技生产力、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关系到需人环境、养人环境、育人环境、选人环境和用人环境,既有自然科学属性,也有哲学社会科学属性,是个社会性系统工程,不能就事论事,就人才问题而论人才问题。就事论事,就人才问题而论人才问题,只能是急功近利,只能是邯郸学步,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必须科教优先。人民的积极主动性的发挥,思想的解放与创新,能力的锻炼与成长,以权力下放为根本前提。在人力资源建设上,科技生产力是最终决定性因素和动力,与时俱进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远性,同样发挥具有决定性的能动反作用。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向知识经济时代进军,人才培育的手段更具现代化、人性化和全面性,对创新型人才和博而专的复合型人才需求日趋增加,国与国之间高新人才竞争日趋激烈;且管理的幅度不断拓展,管理的内涵日趋高级,管理科学发生第二次质的飞跃,管理理论需要系统性总结、提炼和升华,以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促进后发展国家的跨越式发展。

  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各国各地区之间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一边相互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一边日益形成工业等产业链中的不同角色定位,这决定了国与国之间利益竞争问题即创新型人才竞争问题日益突出。要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提高国家的安全,必须切实贯彻科教兴国战略,核心关注创新型人才培养与引进。

  加强郑州市的人力资源建设,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建设郑州和谐小康可持续社会的现实体现,符合中部崛起的历史性要求。我们需在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明和三十年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坚持两个“务必”精神,全面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时代发展形势,整体梳理郑州市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体制改革与产业发展脉络,积极分析研究国内外人力资源建设的的整体环境,借鉴先进经验教训,探索制定与时俱进的中国中原特色人力资源发展对策,给“三化两型”城市建设和文明郑州勾划提供积极的决策参考。

  人力资源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人口中所具有一般劳动能力和创新劳动能力的人口总和,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具有体力智力能力的人的总和。它是包含在人体内的一种生产能力,体现在劳动者身上并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来具体表现的资源。

  创新型人力资源建设,是科技与民主是第一生产力的现实体现,是科教兴国和依法治国的具体实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支撑,是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抓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既包括了自然科学技术,更包括了管理科学社会科学技术。俗话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又说,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创新教育和终身学习,高端科技人才的竞争、脱颖而出的环境创造,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世界推进和深度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由发达国家引领并逐步向发展中国家的过渡,而愈来愈受重视。后发展国家地区的跨越式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是科学与民主第一生产力的竞争,最终归结到创新型人才的竞争。

  经过连续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国虽然戴上了“世界工厂”的帽子,但时过境迁,这与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十九、二十世纪的德国和美国不可同日而语,是以资源和环境做代价的处于当今世界制造业价值链中中低端的代工厂,尚不是科技创新型大国。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由之路,但已不是荣耀。面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面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向和谐小康社会的转型,创新型人力资源建设愈显重要意义。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先进带动、推动后进的发展过程,是发达国家带动和激发后发展国家不断前进的过程。人力资源建设同样如此。资本主义在近代五百年来一直处于科技生产力发展的领先地位,由于发展需要而引起对科技和管理等领域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视,并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资源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型产业向第三世界的转移,随着知识经济的蔓延,逐步向发展中国家传递。人力资源建设成为每一个现代国家的重大强国性战略。

  由于最先发展市场经济,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逐利性,加上侵略掠夺,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长期存在,当前依然存在,在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在高科技生产力上有优势,在资本上有优势,同时也驱使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及其实用主义哲学的现实变通紧跟时代发展潮流,即经过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的反复锤炼,其人力资源建设有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市场竞争推动力和培养引进机制,其优厚的物质待遇是发展中国家所无法媲美的。

  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相对安定的国内环境。由于长期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和不断的中低端制造业的转移运动,即国际市场在人力和物力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调节作用,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贸易壁垒、贸易保护政策,结合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资本剥削的重点转移到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债务2009年已增加到一万亿美元。虽然都在发展,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在增大,而不是在缩小。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生产整合早已替代了国家层面上的侵略战争,是现代的经济上文化上的无硝烟战争),大都在国内建立起较高标准的福利型社会,和相对规范的现代民主制度,国内的经济、政治、现代人文文化环境,相对于发展中国家都要规范的多。当然这是富裕者的摇篮,资本家们的俱乐部,建立在继续利用资本和高新科技剥削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基础之上的。

  对素质创新教育和科学研究的高度重视。由于五百余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及其经济危机的反复洗礼,资本对相对和绝对剩余价值的执着追求,推动素质创新教育得到普遍的推广,不论自然科学领域或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研究,都得到国家与社会的优先重视,高新技术及现代化管理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

  资本和技术移民限制、高新技术保护和贸易壁垒,借以继续保持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科技优势。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对比以前发生了质的变化。以美国为代表,以前劳工缺乏时代并不限制移民的贫富和有无文化身份,现在则是资本和技术移民。以优厚的条件比如技术入股和高薪等,来招揽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人才,以较高的资本限额吸引诱惑发展中国家的新富暴富阶层加盟,保持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财富优势和科技优势,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贸易壁垒、贸易保护政策,从而加剧南北问题上新的不平等。

  所以,西方发达国家及地区创新型人才培养、引进与应用机制相对成熟的总体环境,是发达的生产力、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对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贸易壁垒、贸易保护政策、剥削和仍在继续剥削着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平等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和相对发达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近代资产阶级人文思想及其实用主义哲学文化;背后的深层推动因素,是资本家在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中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执着追求,是市场竞争机制即科技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鞭策,是高薪和科技入股、资本加盟等股份制生产关系的调整,是资产阶级的金钱的民主,是讲求实际的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在此氛围下,倡导科技和学术无止境,推动创新型人才成长、引进与科技发展。

  马克思说,人的全面发展是未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条件下的产物和目的。在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凭借市场经济的发展,“看不见的手”对各种资源的基础性的配置调节,富裕者俱乐部的诱惑,推动着世界市场的开拓,推动着素质创新教育的普及,推动着科学研究和产业革命的一次次突进;更借助于高科技生产力上的优势,依旧维持着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维持着国内的比较优越的福利社会,和高素质劳动力再生上的短周期和低成本。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在当下西方少数发达国家已不是问题。当然这是富裕者的俱乐部。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里的大国,在推翻西方侵略剥削的政治革命之后,由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客观环境规定,西方经济封锁和继续侵略的压力,物质待遇相对寒酸,加上千百年封建专制历史的遗留影响,社会主义第一大国苏联的高度集中集权影响,政治体制上高度集中集权,虽然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但是权力过分集中而导致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仍是长期存在的主要问题,人治仍是主要问题,法律法规有很大的改革发展空间,哲学思想文化中长官意志、官本位仍占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缓慢前行,因此人力资源建设起步较晚。同时又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和走跨越式发展路子。跨越式发展路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中期已经提出来了,但是由于苏东剧变的影响,如何走法尚有许多的顾虑,并且还有改革开放过程中放权不彻底造成的权势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扰。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于1978年提出,“必须解放思想,没有革命的思想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思想解放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而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接着于1979年讲,“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因为经济不发展,社会、政治问题永远不能解决。”这个过程达到了追根求源。1980年他重点强调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通过党政分开、权力下放、以及稍后的精简机构,以逐步消除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些弊端。所以,在1986年总结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同年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辨证唯物的生产力决定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制度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上层建筑决定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生产力具有最终决定性;而后者依次都对前者具有适应性和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能动反作用,特别是阶级社会中非常突出的政治上层建筑统治工具的决定性能动反作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重点是改革紧邻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制度上层建筑,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带有强制性和中坚性。因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为,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体制全面协调改革发展的路子,就是跨越式发展的路子,就是科学发展观的真核。这样,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出来了,至于如何在实际的社会生产实践中、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管理中贯彻施行,讲的更具体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改革配套,一是党政分开,二是权力下放,三是精简机构。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这些都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还很不彻底。特别是八九风波和误传是由于权力下放过快所致,中央对政治体制改革讳莫如深,特别是本人也这样,导致之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几于停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单边发展。结果是生产力发展了,官僚腐败加剧,贫富分化加大,社会矛盾更加严重积累。中央于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是三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少数权势既得利益群体坐大,大力阻扰政治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阻止权力的继续下放,阻止真正的人民民主,阻止发展成果的公正合理分配。素质教育改革提出十余年之久,应试教育依然大行其道,当代国内大学培养不出一流的创新型大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十余年之久,也迟迟得不到贯彻落实,内需市场严重不足。教育部长解决不了素质创新教育问题,经贸部长解决不了经济发展方式转换问题,同样,人力资源部长也解决不了选人用人上的跑官要官、论资排辈、任人唯亲、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问题,原因正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在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严重不足,特别是权势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南巡讲话”中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当时,

  主要针对于国企改革,针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不良预期,以及对苏东改革的误传。现在看来,经济发展到适当时机,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在集权依然严重的环境下,内部防右是必不可避免的,加大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成为继续深化改革并确保改革正确航向的重中之重。苏东官僚集团内部复辟转向就是前车之鉴。在1982年就讲:“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改革三十年之后的当前,我国反腐的形势更加严重,任务更加艰巨。根本的解决问题的渠道在哪里呢?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改革建设,建立与时俱进的先进的政治制度,让广大人民的民主监督来制约权力,以阻止好人“走向反面”,以遏制坏人继续腐朽恶化,就是要切实贯彻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

  当前国内相当一部分专家学者及政府官员认为,所谓的跨越式发展主指高新科学技术上的跨越,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此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这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浅显误读。

  相对而言,现代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和需求环境,发展中国家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一是科技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引进的外资以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即使引进的高新技术,西方也具有严格的防泄密措施,比较缺乏面向国内人才成长的现代型高科技生产工厂的实践环境和高科技生产工具的支撑,二是落后生产力规定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官本位价值理念在人才教育和管理上的消极作用,三是落后生产力条件下人才的成长周期较长,成本增加,甚至一些留学学成归来的专家学者无用武之地,才能无法施展,无处可展,转而向发达国家寻找发展机会。

  对比中外,西方社会的发展,总的来说是市场经济驱动型,是资本家主导型社会,资本的逐利性实用性大力推动着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和应用,建立在资本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基础上的国内高福利社会也同样有利于素质创新教育的实施。但是,中国不同,我们是后发展国家,是发展中大国,生产力仍然相对落后,又是社会主义社会,是政府主导型社会,也不可能去剥削同一阵线的兄弟国家,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应用,取决于市场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但更取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高度。

  总之,在人力资源建设环境和理论体系的构建中,我们总体上尚处于学习与探索发展阶段,向发达国家的学习是必须的。同时,还要高度概览两种社会制度的异同,明晓两种经济社会发展驱动力的差异,自力更生为主,在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下,我们借用的是西方发达的生产力,我们要超越的,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以便群策群力,团结一致。所以,高度重视依然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而导致的官僚主义与腐败,正视国内少数权势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扰,知彼知己,谦虚谨慎,既防“左”又防右,切实走群众路线,向处在生产科研一线的亿万劳动人民学习,勇于改革,大胆实践,与时俱进,才能走出符合自己特色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创新型人才建设的新路子,才能后来居上,保证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更好更快发展铺垫雄厚持久的科技人才基础。

  人力资源的建设,涉及到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相互作用对立统一的重要因素,必须一一认真面对,通盘考虑。社会科学的研究,都要广泛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因素,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切忌急功近利,也切忌就事论事,就人才问题而论人才问题。

  人力资源建设研究,说到底,是探求人才培养与管理的科学性,规律性,努力培养更多的创新性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智力支撑。由于涉及到生产力发展现状、经济基础、民主政治制度和哲学思想文化素质创新教育上层建筑,是个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性系统性社会工程,在探索其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就需要我们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剖析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的养人环境、需人环境、育人环境、用人环境,以及管理体制,系统思考,总体把握,抓住要点,然后提纲挈领,找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的成长规律,建立中国特色的正确的育人选人用人机制,以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功利性弊端。

  我们的人力资源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人才培养及管理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人服务的?这是人力资源建设的大是大非问题,方向问题,核心问题。思想工作为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作为全人类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伟大成果的马列主义,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领导的理论基础,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我们的人才培养及管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普及到亿万人民群众中去,切实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人民群众,培养大批优秀人才,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并融入进科研生产中,从而形成一股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力量,达到又好又快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抓住这个纲。

  生产力是客观现实基点,又起最终决定作用。生产关系涉及到是否适应现实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现实的生产资料能否为人民大众所拥有,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能否切实保证,劳动者的积极主动性、创造性能否充分发挥。不论生产力或者生产关系,两者又都直接决定着政权体制,即实际的政府权力组织形式,人才管理模式,并被反作用。

  (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最终意义上决定了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规定了人力资源建设上的需人环境和养人环境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但指一个国家小范围内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由于近代以来世界市场的开拓和形成,世界在逐步走向高度关联化、一体化,所以更要高度关注发达国家引领的发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后发展国家的实际影响)最终意义上决定了经济基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的改革进度、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高度,规定了人力资源建设上的需人环境和养人环境;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及机制才有了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恩格斯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并把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辨证唯物的生产力决定论归纳为:“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马克思说:“

  大工业(工业革命)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

  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经济条件归根到底是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即生产力的最终决定性。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最终意义上决定了经济基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的改革进度、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高度。现代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更加客观形象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人们不能超越时代,主要指的是不能超越于当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限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人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基础的基础,它从根本性上决定了人才的成长环境,即需人环境,和养人环境。恩格斯说,就连19世纪初的著名的唯物主义大家费尔巴哈,由于“不得不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因而,现在已经成为可能的、排除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一切片面性的、历史的自然观,始终没有为费尔巴哈所了解,这就不是他的过错了。但是在这里,在社会领域内,正是费尔巴哈本人没有前进,没有超过自己在1840年或1844年的观点,这仍旧主要是由于他的孤寂生活,这种生活迫使这位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爱好社交的哲学家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同与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产生出自己的思想,”因而不能够对日益联系并完整起来向体系方向发展的科学有着客观全面的认识。我国西部昔日闭塞落后的农村小农经济状况和交通环境,决定了一个放牛娃养羊娶媳妇生娃娃再养羊的封闭羊圈论圈子。《人生》中的高家林之所以跳不出小县城的框框,之所以成不了《乡村爱情》中的谢永强,走向梦想中的大都市生活,走向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成功舞台,除了当时农村人口不能自由流动的限制外,关键的一条是科技生产力的不发达,及其自身科技文化素质的约束。春秋时代士阶层的涌现、百家争鸣的发生,重要的一个支撑,是铁制工具替代了铜制工具,生产力获得了较大的进步,促使人们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认识有了巨大的飞跃。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是西方科技生产力发展基础上西方资本对世界市场的拓展,对东方的侵略,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成长与传播。

  中国改革以来,初期的经济发展以引进外资和技术、以来料加工、以投资和出口贸易拉动为主,并且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淘汰的二流先进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前提下,如此决定了一个时代的“世界代工厂”所需要的人才,已经不是像西方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的工人技术家、发明家,而是具备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大量“农民工”式产业工人,严格意义上讲这不叫人才;而中国的崛起则更需要大量的现代创新型人才。中国属后发展国家,改革开放总的目的就是要逐步摆脱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

  向民富国强,实现跨越式发展。而以低廉的资源和廉价的人力做代价显然不符合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要求,以市场空间换技术换不来国外的关键核心技术,也达不到跨越式发展的目的。必须培养高素质的科技人文综合型创新型人才,必须以自主创新为主支撑。所以,时代对人才的培养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中国的三资、民营或股份制企业管理与发展大都模仿西方的起步阶段为主,对工人相当严苛,没有现代西方的高工资和高福利。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国企“抓大放小”的改革,产生了大量的权钱交易、、侵害现象,工人的下岗转岗、农民工的分散和“初出茅庐”、城市化改造运动中失地农民(也必须向产业工人转移)和遭受侵害的市民的边缘化等,使得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日见下降,话语权日见丧失。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亟需大量熟练的一线产业工人,和大量高素质的科技人文综合型创新型人才,一方面,同时期中国的大学,以北大清华为代表选拔培养出的少数拔尖人才由于国内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制约,国内生产关系和政治体制改革状况的制约,成了美英等发达国家科研队伍的第二梯队,且绝大部分本科教育是沿用职业教育的模式流水线型培训本科学生,并快速发展,培养的也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千人一面,只是这些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比起职业学校毕业生而言,更虚,更不务实,高不成低不就,固有上完本科就不了业再接着上职专的怪现象,素质创新教育举步维艰。同时职业教育也日见萎缩。这显然与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背道而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正常现象?人是趋利的,现在大都偏好本科教育,是对高度机械化自动化时代的资本对工人更严苛剥削“血汗工厂”的扬弃,是对进入白领知识创新阶层的追求,更是后发展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需要。2009年沸沸扬扬的富士康工人连环跳楼自杀风波,就是当代中国一线绝大部分产业工人实际生活现状的一个缩影。之所以出现教非所需、培非所用的现象,是由于始终困扰着中国教育的官本位思想、及应试教育模式依然占据主流地位,是由于大学们在忙于扩招、创收、赶政绩、急功近利,卖文凭,一切向钱看,至于是否落实了创新教育,是否提高了国民综合素质,则太长远,只看眼前。因此,出现“钱学森之问”是必然的,中国目前的大学没有培养出当下社会所亟需的创新性人才。所以这只是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不是人才的浪费。中国人民看到了感受到了,中国目前的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更多的开拓型创新型高科技领军人才,同时也要培育一定比例的现代优秀产业工人,以此带动自主创新知识产业的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涉及到了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但根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在于权力的依然过分集中,在本文下一环节探讨。所以,随着资本的两极分化作用在世界市场中的推进,随着二十一世纪初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肇端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特别是面对日益枯竭的自然资源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和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历史成就,中国迫切认识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需,必须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希望引进先进技术向不得不以自主创新为主,由此引发出对创新性人才的社会需求,对创新性人才培养与管理的再认识。这就是“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决定着劳动力的再生环境,即养人环境。这既包括在既定的地理环境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能够供养的人口数量限度,涉及到计划生育问题,还包括在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生产工具、科研条件和传媒教育条件对人才发展成长所提供的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基础。马克思说,人不能超越时代,既指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人才需求的界定,也指一定生产力条件下的养人育人环境的最终局限性。比如,要嫁接他国先进的民主政治与思想文化在国内立足开花,就必须研究支撑先进民主政治与思想文化的生产力发展平台,结合国内的生产力实际发展现状,探索切实可行的属于自己的特色路子,来部署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体制的一揽子渐进式配套改革;否则思想文化的交流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马克思又说:“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人常说,管理工作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说它是一门科学,指其内涵的自然科学属性,经济基础属性;说它是一门艺术,指其内涵的哲学社会科学属性,上层建筑属性。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传统的金字塔型管理结构仍是基础,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达,交通通讯工具的进展,和政治制度的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组织中的中间管理层次逐步减少,管理的幅度逐步增加,管理的容量不断扩张,金字塔由陡峭型向扁平型发展,管理的内涵由重策略向重战略转变,日趋提升,逐步高级化。经过连续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提高,交通通讯工具获得最新进展,过去一个人靠双脚走动可以管理指挥六七个人,现在靠飞机电波网络等走动方式一跃到可以管理指挥二三十人,甚至更多,可以世界各地设立分公司并管理,且只要这个管理者的知识面足够宽,心理足够谦虚,制定的规章制度足够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与时俱进,管理的下属容量还可以继续发展。泰罗制是市场竞争环境中催生的一种有效的提高体力劳动的劳动生产率的方法。它的真正发挥威力,是在福特制诞生和广泛应用之后。福特制流水线的特点,一是把生产汽车的人工可以直接就近操作的半成品加工工艺过程,按照先后次序有机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连续的工序生产线,或者叫装配线,每一道工序都由特定的人去完成,一步一步地加工;二是每个人只需要做一样事,对自己所做的事都非常熟悉,高度专业化,这样就会加快生产速度,且尽可能地加快汽车装配线上传送装置的运转速度,使装配线旁边的工人高度紧张而又迅速的完成每一个动作,从而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如此,一条简单明了的流水线,无形中牵制了管理了线上所有的工人,节省了先前的多个监工。因此,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催生了管理方法及理论的新的裂变。这对于找到提高脑力劳动的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年党的十三大讲: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这个历史阶段,主要的是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与其密切相关的占统治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生产力的落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决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侵袭到对人才的思想教育培养领域。因此,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第一要务,经济建设是时下的中心工作之一。

  生产关系的改革进度,最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决定着政治制度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科研素质创新教育的建设高度;它也直接关系到发展的生产力能否为人民大众所拥有,能否充分发挥亿万科研生产一线的劳动者积极主动性和创新性,直接关系到人力资源建设上的养人环境。实际上,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在一国的小范围内,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不论是生产力,或者生产关系,都受到政治制度上层建筑的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能动反作用。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物质利益即经济利益是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由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人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占的地位所决定。物质利益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物质动因,最原始最基础性动因。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直接就是为了物质利益;人们进行阶级斗争,最终也是为了物质利益。人是物质的。

  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决定着分配和消费,政治上层建筑更直接决定着分配和消费。一方面是一定的生产方式(指生产力)决定着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着这个发展阶段的消费水准,属于自然规律;另一方面是怎么样的生产组织形式(指生产关系)决定着分配的依据,即不同消费者之间的分配差别,虽然生产关系主要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在阶级社会更受阶级力量即其阶级斗争的发展程度的决定性能动反作用,总体上属于自然规律,也属于社会规律。马克思说: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这里的封建主社会,既包括庄园制的农奴自然经济和地主制的小农自然经济,也包括封建主的特权制度,这里的工业资本家社会,既包括资本家所有的工厂制生产关系,也包括资本家的金钱专制制度,政治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巨大决定性能动反作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特权社会,按特权分配,资本主义社会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必须发展市场经济以大力促进生产力大发展的时代,按资源要素贡献率分配,尤其按资本股份分配,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人民民主政权的政治保障,国家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为主导,主张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为补充,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生产力高度发达且集体所有的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将来的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和平等的社会,过渡到按需分配。所以,马克思说:“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又说:“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这是对上一句话的一个恰如其分的诠释。

  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这是其一,最终性的;同时,一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发展状况(这里既受地域性生产力发展状况影响,更受近现代资本主义开拓与建立世界市场以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先进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影响,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村落,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与促进日益增强)决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建设水平,又直接反作用着决定着相应的生产关系,这是其二,直接性的。因为市场经济下生产力的发展是以资本的剥削为前提的,是不平衡的,也就决定着世界各国政治上层建筑发展的不平衡,发展的模式不是千篇一律。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探索着不同于资本主义崛起时代的具有普世意义的第二个发展模式。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

  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指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它的确立和发展是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及进一步深化以便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方向

  。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二,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即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决定着生产关系的现实改革进度;而且,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确立,从国家政权统治工具的角度规定了我们生产关系的改革,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如此引发了如下的分配制度改革: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经过三十年的不断改革调整,生产力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获得了“世界代工厂”的称号,生产关系上向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股份制集团化看齐,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日见上升,国家的整体实力逐步靠前。但是,

  重滞后,官僚腐败也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并日见严峻,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权钱交易;改革后期经济单轨运行,片面发展,而且往往是以牺牲环保、透支资源、纵容腐败,甚至搞“血汗工厂”,严重奴役劳工为代价,形成了少数权势富贵为主体的既得利益暴富群体,导致贫富两极严重分化,产生并积累大量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近年来劳动报酬收入所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249逐渐飙升至2008年的0.47。据

  年9月份的《半月谈》杂志统计,中国富翁的三个来源中的一个是红色家庭,一个是亦官亦商团队,一个是草根出生的富翁。由于中国属于政府主导型社会,自然、科教等各种资源大都掌控在政府手中,权势富翁是既得利益群体的主体,其巨大的腐败和灰色收入是隐性的,草根出身的富翁相对较少,其劳动及剥削致富收入是显性的。这从中说明了改革以来的问题之一,是官倒,是官僚腐败,是,财富在既得利益体制内循环日益明显。

  国家在2007年全部取消农业税,对农民种粮实行直接补贴,减轻农民负担,但“三农”问题依然存在,农民继续增收困难。2009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共同推出4万亿的基础建设资金,以积极应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以达到

  高房价和房地产暴利,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制造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的最大“土壤”。

  来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只是遏制了房价的过快上涨,但并没有停涨,远远低于民众预期,有待继续实质性深化。而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尚没有下文,处于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底部的绝对多数民众翘首以盼。

  年1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严家明、吕国荣的专著《你在为谁工作》,

  科学地说明了生产关系的股份制改革,对提全体高员工生产与管理积极主动性的重大决定性作用。

  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积极促进劳动者财产状况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发挥劳动者主人翁积极主动性,推动创新型人才和科技成长,

  政治制度的决定性能动反作用。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政治又是经济的最集中体现。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科技生产力是一种物质力,阶级团结、建立武装军队、实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更是一种物质力。政治制度的反作用在新中国的建立和改革发展过程中是关键的,首先

  逐步实现了党的“一化三改”总路线: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功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次,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巩固了社会主义的执政基础;再次,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实施,充分发动了八亿农民的积极主动性,基本实现了几十年来我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的温饱问题;最后,城市国营等大型工厂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抓大放小举措、和股份制方向等管理体制的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国营集体企业的活力,改变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工业消费品买方市场现象。所有这些改革,都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督促保证下进行的,都相当大地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综合素质,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基本保证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改革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所共享。

  但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改革,股份制改革还存在明显的阶段性,比如国有企业同样加入到投机行列房地产暴利产业,绝大部分民众尚无财产性收入,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严重存在;当前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已基本不能适应工业化转型的发展需要,而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还比较混乱,向新的生产关系方式转变还处在理论探索和试验阶段,政府尚没有明确的方向指导,村社等不法侵占农民利益问题比较突出。

  生产关系改革涉及到是否适应现实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现实的生产资料能否为人民大众所实际拥有,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能否切实保证,劳动者的积极主动性、创造性能否充分发挥。因为生产决定分配和消费,因为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会引起人们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而且会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直接关系着人才的成长环境和发展平台。

  涉及到人才辈出、思想创新和选人用人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乱世出英雄,乱世出思想。劳动人民不希望世道混乱,有历史民谚“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为证。但是,我们要高度关注和深刻研究乱世为什么会出英雄和思想的机理?以此作为和平时代创新型人才与创新性思想培养的基础和借鉴,给时下的人力资源环境建设提供积极的参考。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人才辈出,百家争鸣,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振兴;近代清朝灭亡,军阀割据,华夏大地四分五裂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人才辈出,知识分子与大学生们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走在爱国的最前列,痛悔中国古代二千余年来封建专制的流毒,广泛学习借鉴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为中国的成立和学习俄国革命经验,准备了积极的文化、干部和组织基础。

  反复考虑,还是那句话,叫做环境造就人,人也创造环境,实践出真知,能力是锻炼出来的。总结历史上著名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现象,五四新文化运动现象,以及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等等,它们的特点,一是生产技术有新的大的实质性突破,或者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由于民族地域间交流活动范围的突然扩大而极大地促进了思想的碰撞,灵感的激发,推动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生活水平有大的进步,催生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身的认识上更上了一层楼。这是物质背景。二是存在多个大致势均力敌的政权,民族国家不统一,政局不稳定,在此基础上各统治阶级忙于战争,忙于争夺地盘和统一,相对放松对人们思想的管辖与约束,相对渴望真才实学的人才的涌流。曹操就说,乱世用人求才为主,不拘一格。特别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活动地域的开阔,产生了一个拥有一定生产资料掌握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新的阶级,它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开始联合广大的被压迫阶级,反抗不合适宜的旧的统治旧的制度,催生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高潮。这是政治背景。

  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第一要务,民主政治建设直接涉及到思想的解放和权力的下放,涉及到人人主人翁积极主动性的是否发挥,

  (一)宏观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创造激发人人积极主动的生动活泼务实和谐人才辈出的政治大环境

  年以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等文件指出:越是搞活经济、搞活企业,就越要注意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越要注意克服那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克服一切严重损害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就越要加强党风党纪的建设,维护和健全党内健康的、正确的政治生活。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不仅表现为行政、经济、文化组织和群众团体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领导机关,还表现为基层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领导机关:一方面,领导机关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陷于事务主义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基层缺乏自主权,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难以充分调动。克服这一弊端的有效途径是下放权力,这一点已为农村改革所证明,应当在其他方面在全社会各个领域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巩固和发展,对于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于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十分重要。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要从中央做起。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一系列制度,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必须提高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反对违背和否定这一制度的各种错误倾向,防止个人专断和极端民主化。改革是全面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来适应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又要积极适应后发展国家在知识经济时代跨越式发展的特殊的较高标准要求。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这就需要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需要深化改革,解决体制转变中的深层次矛盾和关键问题;需要扩大开放,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要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工作机制,从制度体系上保证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执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需要不断培养造就一大批科学民主型高素质的领导人才,与时俱进,关键看我们能不能带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坚持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积极推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措施,促进干部奋发工作、能上能下。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完善干部考核制度和方法。坚决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调动人民积极性、增强党和国家活力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人才涌流人才辈出现象不可能出现。

  非常明显的例子,我国改革前的大锅饭体制让人上工上班大呼隆,三个和尚没水吃,改革后的责任制让生产资料产权界定,让人早出晚归,兢兢业业。民主制度最能激发每个人的积极主动性,创新性,是一个反映和代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政治文明层次,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能动反作用仅次于生产力的最终决定性,也是直接的经常性的当前的发挥决定性关键作用的核心要素。

  改革之初,党中央已经充分认识到我国的基本国情,和解决问题的根源所在。指出,我国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生产力不发达阶段,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激发人民大众对经济生产和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积极主动性,带动社会的全面进步,跨越式发展。

  实际上,如果说中国上一世纪第一阶段的改革是给农民以权力,那么从1984年发轫的中国城市改革则是给官员(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以权力,管理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权力。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导致了中国改革前期的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也导致了改革后期的相对停滞,甚至严重变质。由此为发端,中国城市改革一直沿袭了以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的动力模式。以不受监督的官僚体系之手为全体民众谋福利,其中悖论无异于与虎谋皮。这种改革逻辑在80年代中期以来带给中国的是:周期性的经济发展,和周期性的腐败浪潮,周期性的市场疲软、通货膨胀,是阶段性不断放权与官员而引发的经济危机的钟摆效应。于是,中国的城市经济改革变成了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博弈。除了造就了中国最早一批官商和最早一批“跨体制利益集团”(现在更多被人称为权力资本集团)之外,城市改革与这个术语所要标榜的改革精神已经开始背道而驰。经“89”事件,虽然还是那个,但邓的改革早已悄然发生了质变。如果说在1978年发起改革的时候,还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安排过具体的时间表的线年之后,政治改革已经彻底从邓的改革视野中消失,它变得遥遥无期了。如此,中国改革就只能在一个极其狭窄的经济生产力发展险径上突围。这条险径必须满足的一个严格约束是:在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推动经济增长。1986年,说道,“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他甚至为这种全面改革提出了具体的时限:“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很不幸,邓没有继续前进,也无形中收回了自己曾经的铿锵的根治权力过分集中导致官僚主义官僚腐败严重的改革承诺。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就呈现经济疲软现象,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更是一边一线劳动者收入相对下降,内需市场严重不足,一边权贵富商既得利益群体相互勾结、腐败和灰色收入日益发展,以此为主体消费者的国内奢侈品市场直逼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自己的经济危机。当学术界还在为“放权让利”模式争论不休的时候,民间用简单的“官倒”一词,便入木三分地概括了这一时期改革的基本动力和改革的基本内容。这个词语在当时的流行程度,足以证实它在民间受到的欢迎。现在看来,中国的城市改革之所以选择“官僚分权”模式,是由中国生产力的不发达和传统的政治集权统治结构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政治统治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改革模式,作为当时中国政治统治结构中最有力甚至是唯一的政治投票者,官僚集团选择改革模式必然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在城市改革中如果选择“还权力于民”的模式,不仅将使官僚集团失去对改革进程的控制权,也将同时失去对“改革”的解释权,更为紧要的是,这种带有强烈政治改革意涵的模式一旦启动,势必将对官僚阶层的整体特殊利益造成难以预测的冲击。笔者就曾面对面接触过国内一家关于领导科学的知名核心期刊主编,我跟他谈“钱学森之问”,他说,要人才干什么?人才又不好管理,这样(当前的中国社会腐败严重、贫富收入差距高度拉大、社会矛盾严重积累、社会治安高度不稳状况)不就挺好么。

  最冷酷国家发改委官员:中国须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现在加息难以控制通胀,且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最无耻江西宜黄官员:“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最恐怖重庆江津区区委书记王银峰:“跟政府作对就是恶”。从中能折射出什么?折射出了权力的极度傲慢与病态般的张狂!折射出了一种荒诞的现实:一是官员们不知宪法和法律为何物,以权自恃,蔑视、践踏公民权利;二是执政理念异化,老子天下第一,认为本官就是政府;三是不信苍生信“风水”,刚愎自用,以土霸王自居。

  马克思说:这种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又说: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这都表明了生产力决定性的重要作用,明示了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渐进性、阶段性和台阶性,同时也事实地启示了我们:经济社会是一个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上层建筑全面整体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过程,在已经打开国门积极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今天,要想又好又快地实现后发展国家的跨越式发展,必须与时俱进地全面配套改革,任何的单边行动、一条腿走路都是不可能长久下去的,不可持续的,起到近期的短期的决定性的关键作用的,是与时俱进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是生动活泼健康有序的民主政治平台的建立和保障。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说: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这个讲话的积极意义,在于思想解放,创造一种宽松活泼的政治局面,让实用型创新型人才能够脱颖而出,为社会发展服务。同时,这个讲话的局限性,在于把主要的希望寄托于领导者的个人修养,在于理想地使领导干部们成为伯乐去发现千里马,而不是与时俱进地改革建设带有根本性稳定性长期性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靠现代性民主政治制度本身去创造公平竞争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条件。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世袭制和各种变相的世袭制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这种愿望是一种空想。

  是讲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讲落后的封建官僚主义,还是讲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不同的用人机制用人环境对思想解放理论创新至关重要,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成长和能力的发挥至关重要。中国改革前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以及同这种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后,我国确立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但是,八九风波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机构精简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尤其是权力下放,由以前的中央高度集权下放到了地方政府和主要部门垄断行业,形成了这些部门与行业的高度集权和垄断,还没有实际地下放到科研生产一线的广大劳动者身上。在经济快速发展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培育期,放权的阶段性,后期政改的严重滞后性,依然是集权体制,集权体制由中央过渡到了地方和部门,公权力得不到人民大众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权力寻租相当严重,官僚腐败大量滋生,侵害事件普遍出现,并助推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内需市场的严重不足和社会矛盾的高度积累,决定了三十年改革成果的阶段性,不彻底性。党中央虽然三令五申重视反腐,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但是,这种反腐仅重视了思想教育、个别惩处,民主制度由于地方和部门主要权势既得利益群体者的阻扰,迟迟得不到切实的贯彻落实,侵害事件多有和普遍发生,地方能够解决的问题不去解决,并全力暴力阻扰群众合理上访。近年来,公检法等专政机构几成了地方部门官员们暴力截访、暴力维稳的手中工具,暴力统治民众的常用手段。2010年10月,有研究机构发布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指出,我国现行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巨大缺陷,精神病收治局面十分混乱,这不仅威胁到社会公共安全,也使得每一个人都面临被收治的风险,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社会不和谐。这种官僚专制腐败局面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不利于人民大众主人翁积极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对科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与社会和谐建设起明显的消极阻碍作用,

  年年初,刚刚故去的科学泰斗钱学森生前曾多次向共和国总理提出“钱学森之问”被公之于众:“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培养不出大师?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反观60多年来,我国培育的世界级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屈指可数。这也是钱学森的临终遗憾。人才发展问题是攸关国家兴衰的大问题。但是,病源何在?且看以下具代表性的资料:

  全国总工会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在2010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代表会议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中,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落差引发代表委员强烈关注:劳动性收入在国民分配中占比过小、垄断行业与普通单位收入差距过大、养老保障等再分配存在不公。代表委员普遍认为,收入分配制度非改不可。2010年4月,

  由广州市妇联主办的广州地区首届女大学生论坛首次发布《广州女大学生价值观调查红皮书》,其中59.2%愿意嫁给富二代,理由是可少奋斗很多年,可以直接享受(而不是先奉献)现代生活。

  年10月,广州为了多些和谐因素,保证亚运会的顺利安全进行,市领导集体接访,就出现了

  上访市民络绎不绝,有的市民为了向市长反映问题,排了三天队。这不单是广州一地的社会问题挤压,很具有普遍性,全国都一样。还有,近年来,公务员制度改革以来,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们蜂拥而至,拥堵在公务员考试的独木桥上,做梦于升官发财路上,自主创业劲头严重不足,创新精神少显。至此,应该明白,创新型人才的成长,需要的核心环境,应是公开公平公正、生动活泼的民主政治制度平台,是科学的人才评价和选用体制,而不是依然严重存在和核心制约的集权体制、官僚主义及官本位价值观。

  是官僚专制集权、官僚腐败严重毒化了当前的社会风气。由此而带来日益高昂的房价,带来了上学难,看病难,毒化了年轻的一代,使之集中于公务员的考试独木桥上,使之绝大部分倾向于嫁给“富二代”,直接享受现代生活,使之缺乏创新精神和吃苦精神,使之难以创业就业。

  干部决定一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这是在苏联和中国建国初期科技生产力极不发展人才极度缺乏条件下斯大林所说的话。随着相对和平时代的来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历史背景的转换,干部的决定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弱化,根本性的长远性的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是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的建设。无论是近前或是长远,起直接和最终决定性的是科学与民主。但是,

  建国后同志除了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不都是对头,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关键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人民民主政治制度。“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中,造反派们首先冲击各级领导干部,冲击各级政府,砸烂公、检、法,然后肆意胡为。也不是说不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比如很注重发展“大民主”,关键是方法不对头,关于个人崇拜及权力崇拜上,关于彭德怀、、的是非等重大问题上,他就没有民主。一言堂,家长制作风,在一个泱泱大国,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不可能没有大的挫折。

  明晓中国发展滞后的根源,在于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滞后,不能很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但是,在改革的后期,在官僚腐败趋向严重的时候,由于顾忌苏东倒台的巨大外在不利形势,更由于内部既得利益群体的日益坐大,错失权力继续下放的大好时机,自己本身也没有深入践行改革之初的既定方针,没有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四项基本原则成为政府官员约束指责基层民众的借口和手段,而对上层领导干部本身约束力不大,甚至于基本没有。一把手负责制,领导说了算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官僚主义和官僚腐败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改革的不彻底,是时代的悲哀,是第二代领导人个人的历史局限。等后来者在政改上仍是噤若寒蝉,原地踏步。即使2009年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加快推进党内民主建设进程,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还是由于既得利益群体的存在,全国局面波澜不惊,依旧是老样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如果说有改变的话,地方的村社多了许多条推进“4+2”工作法的横幅和标语。所以,在逐步融入世界市场体系之中的今天,在逐步接近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如果还迷信于斯、毛建国之初特殊条件下所说的个别话语,这就是新的“两个凡是”,新的盲目的个人崇拜,权力崇拜,新的思想不解放。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切实感觉到:有一个好制度比好领导更重要。

  由于我们在现代世界上的特殊位置,与西方接触的相对较少,还没有很好地认识西方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发展现状,对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还没有全面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不知道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前进的决定作用是最终性的,是宏观的,是长远的,是根本性的,必须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不知道上层建筑民主政治的与生产力发展而俱进对社会前进的作用同样是决定性的,只是这种决定作用是伴随依附性的,是微观的,是当前的,是务必性的,是阶级社会中充分发挥阶级力量推进社会进步的必须途径。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年代如何发挥阶级斗争在历史前进中的直接推动作用?如何发挥集体人多力量大的后发优势?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民主,是人民民主的团结力量,别无二途。经济基础和民主政治建设,两者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缺一不可,民主政治更具现实直接决定性。

  人力资源管理,必须用制度管人代替人管人,且必须用与时俱进的公平与效益相结合的科学民主制度管人代替人管人。中央劳动人事部某处长说:最大的腐败就是吏制的腐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靠制度!光立个制度还不行,老百姓不光要结构公开,还要求程序公开。不是你这个人不错,提升对了就行了,百姓要问你为什么能当这官,你怎么当的,这过程得公开。宋德福说:选拔干部就是要避免一把手说了算。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不出毛病的,要用制度来保证。关于竞争上岗,宋德福部长归纳过5条:一是公开、平等、竞争、择优,要公道、正派;二是要开阔选人用人的视野,不搞论资排辈,创造竞争的氛围和机制;三要避免一人说了算;四要克服由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缺陷;五是靠政绩、实力、真本事晋升,不许拉关系走门子。这种竞争实际上在日常工作中就已经开始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包括公推公选,还是少数人选人,还是在少数人中选人,基层民众尚没有真正参与到干部的选拔、任命过程中,还对公权力的监督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中央纪委监察部2009年10月统一开通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当天,举报电话因举报者过多而打爆,举报网站因访问量过大而系统瘫痪。据官方一年来的举报和查处力度统计报告,45%的举报是针对县处级以上干部,2009年超百万元贪官数增加19.2%。至于真正彻底查处的,仍然是九牛一毛,实在是掩不住了才查,警示作用不宜扩大。2009年12月人民网人民论坛

  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为题,分别向100多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8100多名网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2.3%的受访者认为,“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大挑战之首;“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以80.6%位居第二;第三为“基层干群冲突”占63.2%;“高房价与低收入的矛盾”排列第四,占62.8%;第五大挑战是“诚信危机,道德失范 ”占61.7%;第六大挑战是“民主政治改革低于公众预期”。这是真实的人民心声,是对当前一系列社会突出问题矛盾的最直接根源公权力过分集中的最真实反映,是对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民主政治深化改革的最强音呼唤。

  在改革以来直至当前依然是一把手说了算的大环境下,在此高度集权的大环境下,大部分人才由于收入分配严重向权力靠拢,向资本倾斜,而长期维持在较低的收入状态,终日疲于生计;还有相当一大部分人才随波逐流,挖空心思,致力于投机钻营,跑官要官,升官发财,或者狼狈为奸,只管自己发财,不管他人洪水滔天,与社会和人民为敌;一部分不愿就范于“潜规则”“不听话”的人才被迫默默无闻,老死巷间;一部分不甘寂寞的人才通过各种途径出国寻找发展机会;还有一部分人才自甘落后,当和尚撞钟混日子;像袁隆平那样埋头苦干,一心一意为民族振兴、为国家崛起、为社会发达做奉献的人才极少。

  是领导说了算的体制,是官僚体制,造成了一方面我们的人才确实不足,同时却存在着对现有人才使用不当,造成大量人才浪费的不正常现象。一个最典型最普遍的例子,就是我国当前县级以上的各级党政机关下属的政研室、社科院等决策研究机构的职能错位和人才浪费。政研室、社科院的基本职能本应是为辅助政府科学决策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展政策研究,但在现实中,许多政研室、社科院所做的主要工作不是“研究”,而是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替领导人起草讲话稿,或者为宣传当地的政策与形象写新闻稿,变成了领导的文秘班子和宣传班子。即使相关专家提出了真正有参考价值的决策建议,由于官僚体制,往往得不到恰当的重视,当前的专家咨询制度和相关专家的选择,也由于领导人的意见好恶而带有明显的随意性。

  微观的直接的科学民主管理制度建设,符合类似现代化生产流水线式的管理科学精神,和以人为本原则,既能充分发挥每人的积极主动性,又节约管理资源,减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益。

  人管人,就是管理者通过对职员的知识、技能、性格、要求的了解,经过交流和沟通,从而达成有利于组织整体成长和创造价值的管理方式。人管人时,由于管理者需要对某一个或某一类员工作出详细了解,所以往往未能顾及周全,同时又受管理者个人阅历和能力的局限,使得管理团队官僚队伍越来越庞大,需花费较大成本,并影响双方的工作,最终效果只能是累死人。尤其是在国家社会管理、现代大型跨国集团管理层面上,随着管理台阶的逐步上推,管理者的职位与权力越来越大,所管辖的范围越来越宽时,或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更加复杂细化时,管理者的管理幅度增大到一定极限,仅仅靠一人或是小团队的个人管理能力,已经不能充分有效地调动和协调组织资源,管理者往往会左支右拙、分身乏术;依靠官僚机制只会助长遇到问题层层上传、甚至互相推诿扯皮,管理机构虽然庞大,真正管事的人不多,而真正捞利的人又无处不在,问题往往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腐败大量滋生,下级员工的运转靠领导的推和拨,官僚主义后面紧跟着形式主义,面子工程和虚假政绩。

  人管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层面上讲,是生产力不发达阶段所规定的古代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专制集权时代的普遍的管理模式,也是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带有普遍性的管理模式。那样的时代,一是交通通讯不发达,二是人的综合科技素质的局限,最主要的是国王、帝王一人“家天下”的限制,是封建集权专制的历史影响,最高管理者不可能完全信任那一个人,由此派生大量的互为制约的官僚队伍,管理是滞缓且低效的。即使是用制度管人,这时的制度,也是少数特权阶级为其本阶级利益制定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受压迫者劳动阶级只有被动执行的义务,并不能够也不想发挥每个人的积极主动性。

  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深入发展,科学和民主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动力。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在全球的纵深推进,知识不再是有产阶级的专利,工人阶级的整体科技文化素质得到巨大的提升,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向信息社会跨越,社会分工走向高度专业化。要缓解古代专制制度下甚至资本专制下人管人带来的这种消极被动压力和巨大财政开支,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制度管人。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随着现代企业规模的日益扩大,规章制度管理的要求开始出现并逐渐迫切,管理者开始不断追加制定完善各类规章制度,为未来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用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是所有成功团队或企业共同的特点,规范的制度是组织的整体运作必不可少的软件设施,也是其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石。这时的制度亦不能再单单是少数特权阶级制定的制度,而主要是通过民主集中制即民主方式制定完善的各种规章制度,体现的是绝大部分人的共同利益诉求,包括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包括发达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民主带有很大的金钱局限性,初期是国内少数资本家的民主,后期,经过工人阶级的长期和巨大斗争努力,随着资本家的部分妥协,工人阶级也在逐步工联化,明显右倾,随着资本的巨大输出,发达国家剥削的主要对象日益着重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是国内大多数资本家的民主,包括富裕起来的“工人阶级贵族”。在这种环境下,制度管人得到普遍的推广与发展,且被管理者不再是被动地消极地遵守各种规章制度,而是相对愉快积极主动地遵守,创造性能动性得到较大的发挥,管理是迅速高效的。

  用科学民主的制度管人,就是管理者主要依靠经过民主科学程序所制定的制度,通过制度的指导和约束,来维护团队或企业利益,从而节约管理成本,以实现其管理目的的管理方式。通俗地讲,规章制度让每个职员知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做事的目标和程序是什么;该做的事情做好之后应得到什么样的奖励,不该做的事情做了之后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在科学民主的制度规范下,管理者不再早晚强调队员或员工应该如何如何,也就节约了时间;队员或员工一开始就知道在这里自己什么能做或怎样去做,什么不能做,不用再去百般思考自己会否因为怎样而被处罚,而且,这样的管理制度是经过民主科学程序制定出来的,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代表了普遍的利益,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制度规范了员工的日常行为,节约了管理成本,把人人当主人,充分激发每个劳动者的积极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步调一致,有利于提高团队和企业效益,提高组织整体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所以,应对日趋复杂的环境变化,不论是各级政府还是大小企业,应该通过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逐步提升员工的基本职业技能素质,并授权给较低层次的员工决策权与解决问题的权力,充分发扬一线员工的积极主动性,形成积极健康的活力和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