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报告

2021-08-25 03:50

  我受国务院的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近年来科技工作的基本情况,请予审议。

  我国科学技术事业,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发展壮大起来的。老一代科学家是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奠基者、开拓者和培育者。早在建国初期,他们就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作出了优先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决策。建国以来的40年,在历史上是短暂的,经过几代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卓越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开创了我国科技事业的新纪元。在中国的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科学技术与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相结合,使一个贫穷落后的、任人欺凌的国家,永远结束了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辛酸历史。这一历史性的成就,将永载史册,为后人敬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科技工作面临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肩负着振兴经济的重任。为了抓住时机、制定对策、迎接挑战,1985年3月,党中央作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我国的科技工作据此形成了三个层次的格局:第一层次是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即直接为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服务的研究开发工作;第二层次是高技术研究及其产业的发展;第三层次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过去的五年,是我国科技工作全面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五年。我们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按照三个层次的部署,展开了以下工作。

  科技体制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组成部分,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配套的重大工程。1985年3月,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同志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同志在讲话指出了我国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存在的相互脱节的严重弊端,为改革指明了方向。五年来,科技体制改革紧紧围绕科技与经济相结合这个核心问题,从科技系统内部改革起步,推动农村、企业及全社会科技进步,先后进行了开放技术市场,改革科技拨款制度,放活科研机构、放活科技人员管理,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横向联合,推动科技长入经济等工作。科技系统新的运行机制开始形成。

  ⒈技术成果商品化观念已基本树立,社会主义技术市场正在健康发展。这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大突破,也是社会观念的一次更新。明确了在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技术成果也是商品,建立了按照价值规律和合同形式有偿转让的机制,对技术市场实行“放开、搞活、扶植、引导”的方针。我国技术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总结开拓技术市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1987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1989年3月15日,国务院批准发布了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这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立法,建立和健全了技术合同法制,规定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等各种技术交易的基本规范和准则。1984年全国技术合同交易额仅为7.2亿元,到1989年达到81.4亿元。短短五年,技术成果通过市场向生产领域扩散、传播的速度和规模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近两年,根据中央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进一步加强了技术市场的管理,建立了技术合同管理机构,健全了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制度,全国技术市场正处在一个稳定发展的新阶段。

  ⒉科技拨款制度的改革初见成效,科研机构的运行机制逐步转轨。长期以来,由于国家对科研机构的经费包揽过多,科研机构缺乏活力,科研与生产严重分离,因此科技拨款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1986年1月26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拨款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对全国县以上科研机构按照科技分工和活动特点进行分类管理和指导。其中:对于技术开发型机构,实行技术合同制,国家逐步削减事业费拨款,鼓励和促进这类机构通过面向经济建设取得技术性收入,逐步实现经济上基本自立,保留约占事业费基数的30%的退休金、专项奖励、医疗保险等拨款补助。减拨的经费,国家财政并没有收回,三分之二由主管部门用于行业科技工作和重点项目的补助,三分之一用作科技贷款贴息资金。对于社会公益型机构,实行经费包干制,不但不减少国家财政拨款,而且将随国家科技拨款的增长逐步有所增加,鼓励其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任务外,积极面向经济建设,取得技术性收入。对于基础研究型机构,保留科技事业费,对新增课题实行科学基金制,同时逐步增加重点课题的投资强度。

  科技拨款制度的改革,把一大批技术开发型机构推上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主战场,增强了面向经济的动力和活力。在前几年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绝大多数这类机构经受住了考验,逐步适应了运行机制的转轨。在中央各部委所属的300多个技术开发型机构中,已有75%核减事业费到位。1989年其技术合同收益近20亿元,相当于改革前事业费基数的7.6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仍然增长了4.3倍。针对改革拨款制度后的新情况,去年底国家科委、财政部和国家税务局作出相应规定,对科研单位的中试产品免征所得税,对技术开发型机构交纳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和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给予了优惠。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从今年开始,开设了科技贷款科目,安排了25亿元科技贷款。这些制度的实行,将对新的科技投资体制的形成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⒊科研机构以多种形式进入了经济、长入了经济,在科技与经济结合方面出现了新的局面。到1989年,全国有400多个技术开发型机构进入企业和企业集团,成为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技术开发机构。全国涌现出10000多个科研生产经营联合组织,发挥组合优势,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创办的科技开发企业达3500多个。这些企业实行科研、生产、销售一体化经营,推动了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并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生长点。与此同时,一大批由科技人员按照自筹资金、自愿结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成立的、从事技工贸、技农贸一体化经营的民办科技机构迅速发展起来。其中80%为公有制企业,科技人员占40—50%。这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民办科技机构现已成为扩散技术成果,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加速技术成果商品化,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支生力军。扶持和引导民办科技机构健康发展,将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政策。

  ⒋企业和农村开始向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向发展,新型科技进步机制正在逐步形成。目前,全国已有8个省、市制订了企业科技进步的考核指标,开展了创建科技进步先进企业活动,在12000多个大中型企业中有8000多个建立了自己的技术开发机构,2000多个实行了总工程师技术负责制,近2000个设立了自己的企业技术开发基金。一大批科技成果应用于企业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和生产挖潜,推动了企业的科技进步。全国农村广泛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技术承包活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技术服务体系已逐步形成。迄止1989年,全国农村建立了技术承包集团6000多个,承包了3.5亿亩大田作物、5000多万亩经济作物。全国有49%的县(市)选配了科技副县(市)长;有45%的乡(镇)配备了科技副乡(镇)长或科技专职干部。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赖。例如河北省平山县科技副县长今年5月份任期已满,全县人民代表联名恳请他连任。

  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把科学技术决策机制的改革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推动了各级政府部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近年来,我国通过软科学研究,制定了各重要领域的技术政策,为各级政府部门提出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决策参考价值的报告。软科学研究的社会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必将在更大程度上推动全社会的科技进步和科学技术事业自身的发展。

  我国科技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把改革和发展密切结合起来,以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新型模式为目标,在改革中促进发展,在发展中深化改革。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既要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企业和农村的科技进步,又要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还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以适应科技和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分析世界发展潮流,国务院对我国科技工作的三个层次做出了具体部署。在第一层次即面向经济建设方面,我国绝大部分科技力量已进入主战场,国家实施了科技攻关计划、“星火”计划、“丰收”计划、“燎原”计划、科技成果推广计划等;在第二层次上,相继实施了跟踪和发展高技术的“八六三”计划,和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火炬”计划,中央各部门也制定了相应的高技术研究发展应用计划;在第三层次上,强化了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支持,加快了国家重点试验室的建设,保证基础性研究持续稳定发展。五年来,科技工作在三个层次上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和成就,为我国当前和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建国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落后状态。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最终要靠科学解决问题。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振兴农村经济,使农村摆脱几千年来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束缚,使8亿农民摆脱传统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把广阔农村建设成比较繁荣和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基地,这是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重要任务,也是农村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

  五年来,围绕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村经济,中央各部委先后在农村实施了“星火”、“丰收”、“燎原”等科技计划,开展了科技扶贫工作,为农村培训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每年有50万科技人员奔赴农村第一线,使广阔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自1985年实施的“星火”计划,是依靠科技进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进程的重大尝试。“星火”计划的宗旨是把科学技术的火种撒向广阔农村和千家万户,使先进、适用的科学技术植入农村经济的胚胎,发展以科技为支柱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推动农村新产业结构的建立和城乡经济布局的调整,引导科技兴农的历史潮流。这项计划的具体任务有三个,即为农村开发、推广适用技术成果和技术装备,在农村建立科技先导型示范企业,和在农民中培训专业技术人才。几年来,“星火”计划已深入人心,在各级人民政府和科技、金融、税收、农业、商业、教育、外贸部门以及亿万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已取取了明显成绩。

  第一,“星火”计划促进了数以万计的科技成果在农村的开发、应用和推广。到1989年底,全国共安排星火示范项目两万多项,一半已经完成。新增产值220多亿元,创利税55.3亿元,投入产出比值在1:5以上。

  第二,建立了500多个科技先导型示范企业。这些企业以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为依托,以名优产品为拳头,实行技工贸、技农贸一体化经营,并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大中企业建立专业化协作。在1989年出现的市场疲软、经济滑坡的情况下,这些企业仍然保持了旺盛的发展势头,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它们为乡镇企业和农副业的科技进步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三,由于“星火”计划的辐射和扩散,推动了一批区域性支柱产业的形成,把农村经济引向规模经营的道路。例如,广东省顺德县北窑镇,以“星火”项目为龙头,建立了种植养殖、饲料、农副产品基地,形成了农工贸一条龙的产业群体,产品大部出口,年产值达14.5亿元。山东的珍贵毛皮动物、福建的食用菌、安徽的黄山可乐、杭州的花粉产品等项目形成的支柱产业,年产值均达亿元以上。

  第四,“星火”计划的实施,吸引了全社会对农村科技进步的支持,增强了亿万农民的科学技术意识,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农民企业家和专业技术人员大军。它在农村广阔天地播下了科技火种,使亿万农民学科学、用科学蔚然成风,可以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已开始在广大农村逐步形成。

  在实施“星火”计划的同时,我国在科技兴农方面还相继出台了“丰收”、“燎原”等重要科技计划,实施了“菜篮子工程”。由农业部、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的“丰收”计划,是一项以推广先进实用的综合性农业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以实现大面积、大范围增产增收为目标的科技计划。这项计划自1987年实施以来,缩短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的周期,扩大了先进实用技术推广使用的范围,促进了农牧渔业的高产、优质、低耗、高效和大面积增产增收。迄今为止,粮棉油等种植业综合技术推广面积已达3亿多亩,畜禽饲养1亿头(只),水产养殖、放流增殖了300多万亩,增产粮食近100亿公斤,三年新增产值80多亿元。由国家教委1988年提出的“燎原”计划,已在全国780多个县的2800多个乡组织实施。这是一项引导农业技术教育的计划,通过改革农村教育体制,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有力地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掌握科学技术的能力。

  农村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和社会的进步,从根本上取决于农业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在实施“星火”计划中,我国已培训农村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512万人。在实施“燎原”计划中,仅河北省就有107万人接受技术培训。此外,中国科协、全国妇联和共青团中央都为农村普及科技知识、培训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科协等单位为帮助农村青年掌握一两门技术,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自1986年起实施了农村青年实用技术培训规划,至今已对全国1.2亿农村青年进行了技术培训,其中200万人达到农业技术人员水平。目前全国农村各种科学技术研究会近10万个。这些群众组织已经成为向农民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和提供社会化服务的纽带和桥梁。

  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仍有一部分地区,主要是历来比较贫穷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还没有彻底摆脱贫困状态,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1985年,全国农村人均收入在200元以下的农民约1.02亿人,人均年收入不足150元的有3600多万人。近几年来,科技扶贫作为科技兴农的重要一环,在国务院扶贫办和地方扶贫办的指导下,取得了很大进展。以大别山地区开发工作团为例,先后动员了3.2万多名科技人员和干部参加贫困地区开发。他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把科学技术带进穷山僻壤,送进千家万户,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马克思的教导:“科学不是自私自利的享受,有幸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首先要用自己的全部学识为人类服务。”他们的实际行动开创了新时期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密切结合的全新的道路,创造了新的经验。

  科技扶贫工作,改变了过去单纯经济救济的方法,帮助农民依靠科学技术,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发展区域支柱产业,建立技术服务体系,结束贫穷落后的过去,开辟富裕发达的未来。大别山扶贫地区实施“星火”计划,建立了980多个科技示范点,短短四年使贫穷山区大为改观。鄂、豫、皖三省重点贫困县1989年与1985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加了53.7%,财政收入增加了70%,初步解决了440多万人的温饱问题。

  今年初国务院做出了关于科技兴农的决定。科技兴农不仅需要农业部门和农业科技力量的奋斗,而且需要各个部门、各条战线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各个学科的支持。依靠大科技振兴大农业还有待我们继续努力。

  建国以来,我国已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当前,我国传统产业的突出问题是技术比较落后,设备陈旧,管理水平低,产品性能和质量差,能源和材料消耗高,缺乏竞争能力,急待进行技术改造。为了推动科技进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1986年国务院发布了能源、交通运输、通讯、农业、机械工业等12个领域的技术政策,1988年又制定了信息技术政策和生物技术政策,确定了这些领域的技术目标、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年调查,这些技术政策已有70%开始执行,对指导和推动传统产业的科技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

  目前,我国从宏观上推动传统产业科技进步,主要是通过国家技术改造计划和科技攻关计划进行的。1981至1988年,国家技术改造计划,累计投资4600多亿元,原国家经委等部门进行了41.5万多项技术改造,大大提高了技术装备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产品的竞争能力。“七五”期间科技攻关计划,国家拨款32亿元,共安排76个项目、384个课题,旨在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批难度较大的科技问题。通过科技攻关,有80%的项目能够达到80年代的世界先进水平。经过10万多科技人员近五年的艰苦努力,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和进展。例如:

  在农业方面,建成了容量40万份的国家种质库,搜集了约35万份种质资源,其中20万份繁种进入长期库,15万份的品质、抗性鉴定数据进入信息库,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种质资源库之一。16种作物300多个品种已在大田发挥高产、优质、多抗等优势。水稻新品种“特青二号”比主栽品种每亩增长50多公斤,最高亩产800多公斤,与杂交水稻产量相仿。

  在区域综合治理方面,近年来集中力量在黄淮海、三江平原、北方干旱地区和黄土高原进行的中低产田综合治理,取得显著成效。来自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和农业系统的近万名科技人员,运用良种,采用栽培、节水、植保、施肥等系列配套技术,在综合试验区进行广泛的试验。仅黄淮海地区,就取得了59项重要成果,经济效益达20多亿元。

  在重大技术装备方面,宝钢二期工程的一些主要设备已由我们自己研制成功;30万千瓦和60万千瓦的大型火力发电机组的国产化取得重大进展;解决了国产50万伏超高压输变电成套设备的设计制造问题,充分显示了自力更生的巨大威力和我国科技人员的才能和智慧。

  此外,我国加速了机电一体化的进程,各行业也采用了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和新装备。例如:石油工业的丛式井钻井成套工艺技术,已在辽河、胜利、大港等油田大面积推广;高等级公路半钢性基层沥青路面技术已在高速公路建设中采用。金川、包头和攀枝花三大共生矿的资源综合利用,获得重大效益,金川采用闪速熔炼新工艺建成年产4万吨镍的工业装置,年经济效益达8亿元;浮法玻璃技术已建成20多条生产线,单位产品能耗由每公斤2400大卡降到1950大卡以下。

  为了推动传统产业的科技进步,奠定长远发展的技术基础,从1984年起国家计委等部门组织实施了国家重点工业性试验计划,截止1989年底共安排了95个项目,国家拨款5.8亿元。到1988年已有30多项科技成果经鉴定验收,应用于生产实践,取得了显著效益。

  科技攻关和工业性试验成果的应用,再次显示了我国的科技优势和攻关实力。但另一方面,从全局来看,我国工业尚未实现由粗放型向效益型的转变,还没有完全转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不少企业特别是有些大型骨干企业还缺乏应用科技成果的压力和动力。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并从政策上为企业科技进步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准备提出促进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科技进步的政策措施,实施科技成果推广计划,运用行政、经济、政策和法律等手段,大面积地推广一批先进、成熟、实用的科技成果,使传统产业的科技进步再上一个台阶。

  80年代以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使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成为国际经济、技术竞争的制高点。这场竞争加快了新技术革命的步伐,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对世界科技、经济、军事等方面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我国已决定把跟踪高技术研究和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作为科技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党中央、国务院于1986年决定实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八六三”计划);1988年8月,又决定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计划(简称“火炬”计划)。二者相互关联、相互衔接,构成我国科技工作的第二个战略层次。

  “八六三”计划从1987年起实施,按照“瞄准前沿、积极跟踪、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指导方针,选择了对我国今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7个领域,确定了15个主题。基本任务是跟踪世界先进水平,缩小同国外差距,力争在有优势的领域有所突破,为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并通过计划的实施,培养和造就新一代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人才。

  在国务院高技术协调指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八六三”计划各领域都成立了专家委员会。在项目实施上,实行目标驱动。在积极跟踪世界最新水平的同时,努力争取实现目标产品,以促进传统产业的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在组织管理上,实行了专家民主管理制度,调动全国优秀技术力量联合攻关,将中青年专家推向重要岗位,领导和指挥研究工作。到1989年已有1万多名科技工作者参加了这项计划。他们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与信任,以强烈的使命感、高度的责任心和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投入了工作。经过三年的努力,已经攻克了不少难关,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有的成果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例如,在生物技术领域,提前培育成功水稻的两系法种间杂交组合,比现有杂交水稻增产20%左右,利用生物工程技术开发了乙型肝炎疫苗、干扰素、白细胞介素等重要新药。在新材料领域,非线性光学晶体的研制达到了国际水平,人工晶体材料已广泛进入国际市场。在信息技术领域,完成了声音自然语言处理系统和汉字识别与文章处理系统。此外,在自动化技术等其他领域,研究开发工作也有重大进展。

  与“八六三”计划相衔接的“火炬”计划,是一项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高技术产品为龙头,以高技术成果为依托,以大中企业、大院大所和高等学校为骨干力量,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的指导性计划。从1988年8月开始实施以来,得到了各部门、各级人民政府和科技界的积极支持。许多省、市把实施“火炬”计划与“科技兴农”、“科技兴市”和依靠科技振兴行业紧密结合起来,把它作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国务院科技、计划、财政、税务、银行、外交、外贸、工商以及海关有关部门共同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及配套措施,初步形成了一个有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人民银行以及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都把科技贷款纳入计划,使“火炬”计划的实施有了稳定的资金来源。

  现在,“火炬”已经在我国高新技术领域点燃。高技术商品化、产业化的车轮已经启动,而且有了初步进展。迄止1989年底,总投入已有28.7亿元,预计年新增产值107.6亿元,新增利税27.8亿元,创节汇11亿美元。一批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创办的“火炬”型企业,致力于高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开发,向着规模经济方向发展,朝着国际化道路前进,人均劳动生产率都在十万元以上,远高于传统产业。有些产品已在国际竞争中初露锋芒。例如,机电部十五所的太极超小型机、中国科学院三环公司的钕铁硼永磁材料、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和福建物构研究所研究成功的光学晶体、京海公司的节能冷光灯等均已打入国际市场。北京大学的激光汉字照排技术完成了商品化开发,独占国内外市场,享有盛誉。“火炬”计划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园区的发育和发展。1988年5月,国务院批准建立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现已成为拥有800多家高技术公司和企业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1989年创产值17.8亿元,上交利税7300万元,创汇近4000万美元。实施“火炬”计划以来,又有30多个具有科技、人才优势或沿海对外开放条件的大中城市,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将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对提高国家实力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八五”期间,“火炬”计划要争取有一个较大发展,形成一个更大的气候。

  基础性研究,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第三个层次。历史的经验提示我们,必须把确保基础性研究持续稳定发展作为我国科技工作的一项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哥白尼的现代行星天文学出现于1543年,然而,140多年后的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我国还不会精测地理座标,请了一位外国神父帮忙。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于1859年,到本世纪初才由严复先生介绍到中国来。由于封建反动统治,也由于人民缺乏科学知识,那半个世纪中演出过多场历史性悲剧。这是值得中华民族记住的教训。

  基础性研究是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科学探索,是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科学原理和哲学基础,也是科技发展的后盾和源泉。如果没有一批在基础科学方面具有深厚造诣的科学家,中国不可能在原子能、航天和其他国防技术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我国基础性研究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首先是建立了新的运行机制,遵循基础性研究工作的规律调整了部署。1986年2月,成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引入了新的竞争机制,通过民主评议,择优支持了一大批基础性研究项目,对推动整个基础性研究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七五”期间,全国约有10万科技工作者投入基础性研究工作,研究课题达两万多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每年资助了近3000项。二是建立了一批大型科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部门开放实验室。“七五”期间,4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已经验收。60个部门投资的实验室已批准开放,为基础研究创造了新的条件。三是学术水平有所提高,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成功地实现对撞、重粒子加速器的投入运行等,使我国成为亚洲拥有最大高能加速器的国家之一,我国高温超导研究水平,被认为是世界四强之一。所有这些,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声誉。

  1989年2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工作会议,确定了今后一段时期基础性研究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以保障我国基础性研究整体得到加强。“八五”期间,将继续加强对基础性研究工作的宏观管理和指导,增加财政拨款,抓好自选课题、重点课题和重大项目的统筹安排和纵深配置,预计支持科学家新选课题2万个左右,重点支持优先领域课题300个。此外,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和科学发展的趋势,在对我国有重大意义的领域,选择一批具有科学前沿性、应用重要性或者能充分发挥我国地理、资源优势的重大项目,直接由国家以指令性方式组织实施,力争实现重大突破。我国新一代科学家们将大有用武之地。

  进行基础性研究,需要足够的科研经费、现代化的设施和手段。“八五”期间,根据我国的国情、国力,国家将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争取到本世纪末使基础性研究经费达到研究开发总经费的10%以上。我国将继续新建一批重点实验室,优化和建设能在当代科学前沿拼搏的国家级研究基地,创造开放、流动、协作、竞争的研究机制,以利于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达到新的高度,为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新的科学基础。

  现代科学技术是一项具有国际性的事业。由于现代化通信手段和运输工具的进步,我们可以在数小时内了解世界任何地区发生的事情,甚至可以当天到达现场。近代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事业只能在开放的环境中求生存、求进步、求发展。对外开放是科技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富国强民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的指引下,科技工作实行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敞开了大门,面向世界,大力发展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我国先后同57个国家缔结了政府间科技合作或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同10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合作关系。在联合国系统的30多个科技机构中争得了中国的地位。民间科技合作与交流更为广泛和活跃。我国学术团体参加了280多个国际学术组织,中国科学院与50个国家和地区的科研机构缔结了院级合作协议。中国科协向国际科学联合会的39个组织派出了领导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与世界上12个基金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在我国与外国结成的340多个友好城市中,有三分之一是以经济技术合作作为友谊纽带的。目前,我国对外科技合作已达到空前的规模。1989年,共开展官方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项目10600多个,是1978年的10倍,是建国以来前30年对外科技合作项目总数的3倍。

  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使我国科技工作逐步走向世界,实现了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转变。通过合作,我们赢得了时间,取得了实惠,加速了科技进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具体说,一是培养和锻炼了大批科技和管理人员,提高了我国科技队伍的水平。近年来,通过科技合作的人员交往每年约4万人次。一大批从国外访问、学习回国的科技人员已成为各条战线,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骨干力量。二是学习了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三是通过合作研究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四是通过合办研究所和实验室,改善了我国试验装备,提高了研究开发能力。我国与外国合办的一批研究所和实验室已成为我国重要科研基地。

  随着我国科学科学事业的发展,对外科技、经济合作已经不只是引进技术,还包括向国外输出技术。前不久,我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美国制造的卫星亚星一号,一次成功,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发射卫星服务已打开国际市场。我国在国防、地矿、计量、气象、海洋以及农牧渔业等不少领域具有科技优势,在向国外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技术方面,有着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推进双向技术转移应当成为今后国际合作的战略目标。

  在当前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下,科技工作要继续贯彻执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方针,要充分发挥科技、人才和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利用科学技术的国际性特点和我国广阔市场的巨大吸引力,通过官方的和民间的、双边的和多边的等多种渠道,把对外科技合作推向前进。

  从长远目标来讲,通过科技合作吸收先进科学技术,十分重要。首先,我们仍应重视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与交流。我们要坚持原则,多做工作,发挥优势,改善环境,主动出击,力争打开局面。经过一年多的工作,我国与不少西方国家的合作已经逐步恢复和有所发展。

  第二,要大力加强同第三世界的科技合作与交流。第三世界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我们的很多传统适用技术,农业、轻工业技术优势,“火炬”计划、“星火”计划以及科技扶贫的成果,对第三世界都有吸引力。发展同第三世界的科技合作,履行国际义务,开辟产品市场和技术市场,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在政治上对加强南—南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要充分发挥民间和多边科技合作与交流的积极作用,与各国科技界增进友谊,为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奠定坚实的根基。要通过多边合作,逐步扩大在联合国的科技组织和国际学术机构中的阵地,使我国科学家在世界性科技问题上有更多的发言权,发挥更大的作用。

  目前,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如何使我国的科技成果以更大规模进入世界舞台,推动技术出口贸易的增长,逐步改善出口产品的结构,促进高新技术产业走向国际化道路等方面的问题,并制定相应政策措施。今年5月,国务院已批准经贸部、国家科委制定的《技术出口管理暂行办法》,决定简化高新技术产业中部分科技人员出国审批手续。此外,还将采取措施,保护科技合作中的知识产权,改善国际科技合作环境,增强我国对外科技合作的吸引力,推动科技工作进一步对外开放。

  当前,我国科技战线遵照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精神,正进一步贯彻执行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努力完成党中央确定的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各项任务,按照三个层次的发展布局,克服困难,不断进取,把科学技术事业推向前进。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和显著成绩。改革给科技工作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成为推动科技进步的强大动力。实践证明,1985年3月,党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所做的决策和部署是正确的,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另一方面,实践也告诉我们,科技体制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真正建立起一个适应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实现科技和经济相结合的新体制,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需要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双管齐下,才能完成。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重点目标,是要从我国实际出发,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地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使科技人员的才能和智慧得到充分发挥,大大解放科学技术生产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5年来,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们兢兢业业,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得到了科技界和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但是,党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的根本任务尚未完成,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相关领域的政策之间协调配套的工作量还很大,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也需要认真研究,精心地加以指导和解决。当前,要在动员全社会推动科技进步的同时,强化各级科技部门的管理职能和调控手段,要在巩固和发展科技体制改革成果的同时,引导科研机构重视长远项目的研究开发。在坚持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基础性研究工作的支持和政策指导,增加投入强度;保障其持续稳定发展。此外,要在总结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健全科学基金制、技术合同制,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科研机构的所长负责制、大中型企业的总工程师技术责任制等各项管理制度。

  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保证科学技术事业能够迅速地得到发展。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关系到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归根到底,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在中国取得最后胜利。

  今天,我国科技工作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到1989年,全国县和县以上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已发展到6700多个,大中企业、大专院校所属研究机构已超过一万个。全国自然科学方面的科技人员已达1040万人,是1978年的2.4倍,其中从事研究开发工作的科技人员约100万人,是1978年的2.6倍。预计在90年代还会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继续增长。这是我国的一大优势。然而,如此庞大的科技工作规模,今后不可能全靠国家财政来支持。无论是科技事业自身的发展,还是进一步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都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实现。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改革方向,既符合我国国情,也符合当代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我们要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有足够的认识,避免急于求成。另一方面,更需要创造性的开拓和勇敢的探索。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科技体制改革不断向前发展,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科技投入是科技发展的重要条件。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必须大幅度增加对科技的直接和间接投资。有些国家通过立法甚至在宪法中规定科技投入比例。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我国科技经费拨款的增长应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速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和困难,这项决策尚未能完全落实。现在许多国家的大中企业对科技的投入达到总销售额的5%到10%,以保持企业的科技进步和竞争能力。有些国家,企业的科技投入已占到科技总投入的一半以上。但是,我国企业向科技的投入很少,连销售额的1%都没有达到。地方政府和全社会的投入更少。此外,科技投入结构也不合理,尤其缺乏对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能力方面的投入。

  这一情况引起了科技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委员们,也提出不少建议和意见。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此很重视。国家财政、企业以及全社会的科技投入的增长必须保持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这应当做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方针。科技投入应当包括国家财政拨款、金融信贷、企业和社会投入以及吸引外资等多方面。除中央财政、地方财政要增加投入外,中国人民银行和专业银行都应开设科技信贷科目,创办风险投资。特别是企业和企业集团应以销售额的相当比例投入研究开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传统产业的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投入问题才能得到较好解决。

  这里,我再谈一谈大院大所的问题。目前,我国中央各部门所属的重点科研院所有1000多个,是国家的重要科研基地。这些大院大所为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推进科技进步的主力军。近年来由于国家科技投入有限,科研院所设备更新经费严重短缺,加上国家财政状况的影响,大院大所面临不少困难。许多院所适应改革要求,在为经济建设主战场服务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1989年,全国大院大所技术合同收益达35.6亿元,相当于当年科研事业费的2.2倍,不仅为社会创造了巨大效益,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科技投入的不足,促进了自身的发展。然而,由于多数大中企业尚未走上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技术市场的发育和发展尚有一个过程,因此,大院大所的科技投入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设备陈旧、人员老化、国家重大课题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对此,要在坚持科技改革方向的前得下,逐步调整经济政策,适当增加科技投入,从而使大院大所在加速我国科技进步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是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有待解决的一大问题。

  世界经济、科技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科技人员是科学技术知识的活的载体,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是科技发展、经济振兴和增强国力的关键。努力创造一个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环境,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发挥其聪明才智,是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之一。

  近年来,我国在放宽科技人员政策,放活科技人员管理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最近,党中央和国务院又作出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改善科学家和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但存在的问题还很多,难度也较大,“八五”期间还要继续努力。社会各界对近年来出现的人才外流,某些领域人才断层以及改善科技人员待遇等问题十分关切。历届人大代表对此提出了不少重要提案和批评意见,国务院科技、教育、人事、劳动等部门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并将继续研究解决办法。培养、造就千百万科技人才,充分发挥其作用的问题应当提到深化改革的重大议事日程。从总体上说,解决科技人员待遇问题,有赖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经过努力又可以办到的事,必须尽快抓紧落实。

  我国一千多万科技人员是新的科技生产力的开拓者,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老一辈科学家,在建国初期舍弃了国外优厚的物质生活回归祖国,领导、创建了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体系,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今天的中年科技人员承前启后,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改革开放十年中成长起来的青年科技人员,是今后我国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希望所在。无论是老一代、中年的、还是青年一代科技工作者,都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向科技现代化进军的骨干队伍。在去年春夏之交的中,广大科技人员在老一代科学家的带领下,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表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在这场捍卫党的基本路线、捍卫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斗争中作出了积极贡献。经过这场斗争的考验,通过深入开展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自我教育活动,整个科技队伍在政治上比以往更加坚强,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和依靠的重要力量。

  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努力,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变革现行体制中不利于充分发挥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制度。广大科技人员的最大愿望是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希望自己的劳动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我们要进一步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为科技人员创造更好的环境,制定有利于人才合理流动和有利于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的政策,鼓励中青年科技人员进入经济建设各条战线,在与劳动人民的结合中发挥自己的才智。要创造条件使我国科技人员走向国际舞台,参与世界竞争,创造更大业绩。

  在我国历史上,改革总是伴随着“变法”。因为改革,归根结底是变革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法律是上层建筑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用法律形式建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规范,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需要立法,立法促进改革,这是一条历史规律。

  为了实现科技发展和深化改革的历史性任务,我们必须将党和国家发展科技事业的方针、政策,以及亿万群众在改革中创造的成功经验,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创造一个有利于科学技术进步的法律环境和社会秩序,运用社会主义法制的威力和调控手段,巩固和发展科技体制改革的成果,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保障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健全科技法制建设是保证中国科技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

  近几年来,我国科技立法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了专利法、技术合同法、标准化法等一批重要的科技法律,在《民法通则》和一些主要经济法律中也包含了不少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条款。国务院在有关科技发展方面,制定、发布了30多个科技行政法规。这些科技法律、法规已为科技工作设立了基本规范,成为推动科技工作改革和发展的强大武器,成为科技战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框架。但是,现有的法律、法规还远远不能适应改革和发展的需要。科技立法亟待加强,特别需要制定指导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内科技进步的基本法律。

  在七届人大立法计划中,已经列入了科技进步法、科技奖励法、科技研究所法、原子能法等立法项目。在今年的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172位人大代表向主席团提议:抓紧研究并制定科技进步法。这一提案得到了科技界、法律界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和拥护。总书记最近也强调:“要加强科技法制建设,抓紧制定科技进步法。”国家科委已会同有关部门组织、草拟这部科技基本法律。通过制定科技进步法,确定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明确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目标和任务,规定推进科技进步的基本方针和政策,确定国家科技管理体制、计划体制和研究开发体制,建立重大科技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确定科技投资机制和强度,以及促进企业科技进步和农村科技进步的措施。这项法律的制定和颁布,必将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沿着社会主义法律轨道蓬勃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已经步入90年代,正在走向世纪之交。在今后几十年内,科学技术将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向前发展。世界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科技成果向生产领域转移的深度、广度和速度的竞争,表现为科技实力的较量。科学技术已经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力,而是生产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正如同志所概括的那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国要实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完成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二步,进而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第三步的战略目标,必须在更大程度上或者说必须主要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从科技实力来看,我国在航天、核能技术等领域的研究和开发工作,都步入世界的前列,生物工程、激光技术的起步也都不晚。自1985年以来有807项发明、237项自然科学成果、3586项科技进步项目获得了国家级奖励,近46000项发明创造授予专利权。但是,从总体来说,我国的科技水平、管理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某些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地区。在90年代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等因素的重大制约,这些问题也只有依靠科技进步才能解决。

  1988年3月,总理在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已经指出:“根据中国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国务院已责成国家科委和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明确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目标、重点和措施,以便动员和组织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切实有效地推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进步。”目前,纲领草案经过各部门、各地区的充分讨论和各条战线专家的反复论证,现已逐步成熟,并已报党中央和国务院审议。这个纲领将提出我国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战略和方针、政策,确定发展重点领域和重大科技项目等等。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纲领的发布实施将指导和推动到本世纪末以至下世纪初叶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把我国科技实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必须把促进科技进步放到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上来。推动科技进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项历史性任务。最近几年,全社会支持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局面正在初步形成。七届人大历次会议期间,各位委员和代表们对我国科技工作给予了极大关注和指导,对我国科技工作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面对当前有利形势,我国科学技术战线将在中国的领导下,为发展我国科技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努力工作,为振兴中华献出自己的一切智慧和力量,在90年代做出新的贡献。